日本妻子苦等郭沫若11年，找到中国才知他已另娶，三人如何解决？

1948年秋，一个名叫佐藤富子的女子带着子女从日本借道台湾来到香港，她要寻找自己苦等11年的丈夫郭沫若。

他们此前并没有取得联系，佐藤富子是在报纸上看到郭沫若在香港的消息。她知道丈夫是个文化名人，只要找到出版社便能找到他。

佐藤富子在街头一个书摊上看到一本印有“文化供应社”的书，并从书上的地址找到该社。正在出版社工作的宋云彬抗战时期曾是郭沫若下属，相互熟悉。佐藤富子介绍自己情况后，宋云彬帮她联系上了郭沫若。

佐藤富子激动地找到郭沫若住处，然而一敲开门却让她火热的心瞬间坠入冰窟——屋内还有一名女子和几个孩子 。

佐藤富子忐忑地问郭沫若：“她是谁？”

郭沫若拉过一旁的女子介绍说：“她是我的新夫人。”

气氛顿时凝固，无比尴尬。佐藤富子在日本时曾听说过一些传言，但她始终相信曾经共同患难度过最艰难时光的丈夫绝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然而，事实狠狠地抽了她一记耳光。

郭沫若为何要抛弃妻子另娶呢，三人面临的尴尬局面最终会如何解决呢？

郭沫若

留学日本遇到“圣母玛利亚”

1914年初，郭沫若抱着救国济民的理想留学日本，几个月他便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医科，一年后被分派到离东京六七百公里远的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这一时期的郭沫若内心是极为苦闷的：

其一、留学日本举目无亲，而冈山的位置相对偏僻，离开了大城市的喧嚣，一个人难免孤寂落寞。

其二、在中国时，父母为他娶过一门婚事。但那是旧式婚姻，郭沫若对女方不满意，结婚几天后便逃离了故乡。如今这门婚事成了压在他身上的沉重包袱。

其三、中国人当时在日本受尽歧视，国内正是军阀混战一片黑暗，使满腔报国热情的郭沫若内心异常愤懑。

正在此时突发了一个意外，郭沫若在预备班的好友陈龙骥因肺病住进了医院，且日益严重。

郭沫若利用暑假时间赶往东京看望好友，但陈龙骥还是因医治无效而去世，这更使郭沫若感到痛苦。他在为好友办理后事时，遇到了在医院工作的护士佐藤富子。

两人交谈中，佐藤富子得知郭沫若的朋友不幸病逝，一边安慰他，一边流出了同情的眼泪。这让郭沫若内心倍感温暖，提出想要一张佐藤富子的照片。

青年时期的郭沫若（穿黑衣者）

佐藤富子一时间没有找到，答应以后邮寄给郭沫若，此后两人便经常通信。他给佐藤富子的第一封信中写道：

我在医院大门口见到你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看到圣母玛利亚那样的心情。

佐藤富子信奉基督教，身上有大和民族女性那种特有的贤淑，她的出现仿佛一盏灯，照亮了郭沫若孤寂的内心。郭沫若常给佐藤富子写诗，两人志趣相投，从一开始的闲聊渐渐产生了感情，坠入爱河。

郭沫若认为佐藤富子不应该满足于只当一名护士，而应考进女医学校。他还打算从自己考取的留学官费中拿出一部分，资助佐藤富子。后来，郭沫若将佐藤富子接到冈山同居，同时准备考试。1916年底，两人结为伴侣。

佐藤富子的父母事先并不知情，她出生于一个望族，父母对郭沫若这位中国女婿显然不满意。然而佐藤富子已经下定决心，最终遭到“破门”的处罚，成为一名平民。

不仅如此，佐藤富子还时常遭到亲朋好友的嘲笑。她为这段感情付出了很大的牺牲，甚至还改从夫姓，连名字也换成了中国名字——郭安娜。

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他带着妻子搬到九州北部城市福冈。那时他们的长子已经出生，而郭沫若又没有稳定收入，家庭重担全部压在郭安娜身上。郭沫若在给成仿吾的信中写道：

我的家政全靠她一人主持，要烧饭，要洗衣，要哺乳，要扫除，要缝补，要应酬，一家五口的生活，每天都不能不靠她负责。

他们过得异常艰难，刚到福冈时住在一家人的仓库里。郭沫若学医所需的书籍价格昂贵，郭安娜只能尽量节省开支，常常拿5分钱去买烤红薯作为全家的午餐。为支持丈夫学习，她还去当过保姆。

后来，郭沫若翻译了一些著作发往国内出售，他写的诗也很受欢迎，不仅赚到了一些稿费，还让他成为国内的名人。一家人的生活才渐渐改善。

郭沫若和日本家庭

卷入政治漩涡成通缉犯

郭沫若毕业后带着妻子回国，后由瞿秋白推荐到广东大学文学院当院长。当时正是北伐前夕，广东是全国革命的中心，郭沫若决定弃笔从戎，当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

郭沫若志在救国，却不料卷入了政治漩涡。

国民党内左右派斗争激烈，尤其是北伐以后，老蒋的权力日益膨胀，引起左派忌惮。左派迎回汪精卫，通过恢复党权等多种手段限制老蒋，将其大部分职务免去，仅剩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

老蒋却将此归咎于中共暗中操纵，走上了“清党反共”之路。由于郭沫若对青年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成为左右两派拉拢的对象，极受老蒋和左派人物邓演达的器重。到部队后不久便被升为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老蒋甚至还许给其主任一职。

不过郭沫若已察觉到老蒋独裁的野心，内心倾向左派，常与武汉方面联系。1927年3月底，郭沫若得知“中央已罢免蒋介石的职权”（实为假消息），而发了一篇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公开与老蒋决裂。

让郭沫若始料未及的是武汉方面并不打算激化与老蒋的矛盾，只是想削弱其军权。郭沫若陷入尴尬境地，一边成了敌人，另一边又被冷落，这让他无比煎熬。

与此同时，他看到了共产党人坚决革命的意志，与中共关系日渐密切。不久，老蒋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公开叛变革命，随后汪精卫也在武汉公开叛变。

南昌起义时的郭沫若（前排左二）

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周恩来等人在南昌发动了起义，郭沫若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起义部队。不幸的是，起义主力在南下广东途中被打散。

郭沫若也因此上了老蒋的通缉名单。他逃往上海又不幸患上严重的斑疹伤寒，头两周完全失去知觉，医生一度交代郭安娜准备后事。但郭安娜没有放弃，悉心照料丈夫，使其得以康复。

1928年初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郭沫若带着家人流亡日本，由于失去经济来源，一家人的生活再次陷入困顿。更重要的是他成了南京国民政府通缉的“左派要人”，也引起日本警察的注意。

8月的一天，几个警察冲进家里将郭沫若带走。由于没有查出他在日本有犯罪情况，加上郭安娜在外奔走，被关了三天便获释。此后，日本当局限制了他的自由。派警察在郭沫若住处附近严密监视，与中国人接触必须先报告，警察还时常以各种借口到家中骚扰。

在接下来的10年，日本逐步蚕食中国领土，先后爆发过“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直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日本社会对中国人的歧视越来越严重，郭沫若在日本的生活也是如履薄冰。

郭安娜再次挑起家庭重担，她不仅要省吃俭用照顾好一家人的生活，还要帮丈夫对付那些找上门来的蛮横无理的歧视者。正是郭安娜的付出，为郭沫若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工作营造了宽松的环境。

这一时期，郭沫若主要靠写作、翻译文章赚取稿酬为生。他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完成了历史、考古、古文字等15种著作，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在文章中说：

他（郭沫若）的这些成就的取得，倾注了安娜夫人的全部心血、劳动和牺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安娜夫人的奉献，郭老是不可能取得那样辉煌成就的。

郭沫若的作品

“别妇抛雏”回国抗战

郭沫若虽流亡日本，但时刻没有忘记救国济民的理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倡导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这是回国的绝佳契机。郭沫若想回国抗战，却有很大顾虑：

其一，如果要走，肯定无法全家人同时走，否则容易暴露都走不成。但他先走了，留在日本的家人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其二，他仍在通缉名单上，即便回去也随时有可能被捕。而且远离祖国10年，再回去一切已陌生，很可能再次遭到冷落，无法发挥才干。

后来在其好友郁达夫的运作下，老蒋松口答应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加上旅日画家钱瘦铁等人一再劝说。郭沫若思考很久后，决定只身回国。

由于受到日本警察严密监视，一切准备工作只能秘密进行。郭安娜察觉到了丈夫有回国的意愿，但并未料到他会抛弃她们独自回国。

通情达理的郭安娜还安慰郭沫若说：“只要你为了自己的国族认真地做人，就有点麻烦，也只好忍受。”

1937年7月25日凌晨，郭沫若悄悄起床给妻儿写了一封信，随后又返回卧室亲吻了妻子。郭安娜被惊醒，但并不知道郭沫若的用意。看着安详入睡的妻儿，郭沫若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很快他便转身离去。

直到天亮，郭安娜仍未发现郭沫若回来便明白了一切。她感到一股如刀割般的痛楚，但在孩子一声声追问：“爸爸去哪儿了？”时，还是强忍住了泪水。

郭沫若一走，警察便发现情况，跑到家中问他的去向。郭安娜编了许多借口，拖延了好几天，为丈夫登船争取时间。直到国内报纸发表郭沫若抵达上海的消息，日本警察才确认他走了。

随后警察多次把郭安娜抓起来拷打审讯，她一出门便被人指着骂“敌人妻”“卖国奴”，孩子们在外面同样遭到排挤，有时还被扔石头。郭安娜则安慰孩子们说：“爸爸在保卫祖国，我们受点侮辱，吃点苦算不得什么。”

郭沫若与郭安娜有5个孩子，他走后又没留下任何财产，郭安娜只能独自抚养孩子。她当过小贩，种过田，甚至还搞过房地产。

战争状态下的日本经济陷入崩溃，物资极度贫乏。但郭安娜却凭一己之力，让5个子女受到了极好的教育，后来他们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成了教授。

郭沫若回国后，音讯全无。郭安娜一直在期待着战争结束，好早点见到丈夫，让孩子们早点见到自己的父亲。

1936年，郭沫若与子女

分别11年后重逢

郭沫若回国初并未受到国民政府重视，在上海担任《救亡日报》社长，但他志不在此内心非常苦闷。

此时，有人劝他另娶一门亲事。一方面，郭安娜远在日本，不知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另一方面，郭沫若参加抗战工作，若背着一个日本妻子的包袱，容易让外界误会。

后经人介绍，郭沫若认识了女演员于立群。于立群的姐姐于立忱曾与郭沫若有过一段情愫，但后来自杀了。于立群见到郭沫若时还把于立忱思念郭沫若的诗笺交给了他。

也许是触景生情，看到于立群郭沫若会立刻想到与于立忱交往的片段。渐渐地，他将对于立忱的爱意转移到于立群身上。而于立群也喜欢文学，对郭沫若非常崇敬。才子配佳人，双方不久便擦出了火花。

郭沫若爱情与事业双丰收，9月底他还受到了老蒋的接见，双方冰释前嫌，不久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第三厅主要负责文化和宣传工作，抗战期间郭沫若不遗余力地做对敌宣传，同时四处奔走发表演说，号召民众团结一致抗日。为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郭安娜激动得颤抖。她一边打听郭沫若的消息，一边向日本政府申请去中国。只是当时内战即将爆发，郭安娜无法直接赴中国大陆，便先赴中国台湾找到在那里工作的妹妹。

按当时国民政府的政策，要赴台必须先注销日本国籍。郭安娜义无反顾，她说：“我是郭沫若的妻子，我是中国人，中国是我的祖国。”除了留一个儿子在日本看家外，郭安娜带着其他子女都注销了日本国籍。

于立群30年代照片

1948年5月，郭安娜带着几个子女来到台湾。国内的形势急剧变化，解放军已经进行战略反攻。为安全起见，组织安排郭沫若一家前往香港。

郭安娜正是在报纸上看到郭沫若在香港的消息，才前去找他。但见面后，她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面对苦等11年的丈夫她本有千言万语，却又不知该从何说起，只能不停地流泪。

郭沫若安慰她：“这个悲剧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我也十分内疚。”

当时郭沫若与于立群也已经有5个孩子，局面已经难以挽回。郭安娜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悲痛，她没有吵闹而是再一次宽容丈夫牺牲自己——成全他们的新家庭。

最后她只能悲痛地说了一句：“我走吧！”便哭着离开。

1949年初，组织安排郭安娜一家人由香港返回大陆，她还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此后便加入了中国国籍。郭安娜受到了优待，几个子女也都得到安置，纷纷成才。

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郭安娜常往返中日之下，为两国发展友好关系做出了很大贡献。当年郭沫若走得匆忙，许多珍贵手稿都存在日本。郭安娜回日本时，台湾方面想出高价收购这些手稿。

郭安娜并未被金钱诱惑，她将手稿带回中国，后来全部交给了上海市委统战部，她还决定将自己积攒的516万日元捐给国家。

郭安娜与郭沫若极少见面。1975年夏，郭沫若生病入院，郭安娜前往北京看望。当她走进病房时，郭沫若吃力地要站起来迎接。

一切早已释怀，两人融洽地交谈了半小时，郭沫若拖着病躯坚持送到医院门口，两人不停地挥手告别，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1978年，郭沫若去世，郭安娜虽未去参加追悼会，但特地穿上一身黑衣服，身披黑纱以示哀悼。她沉痛地说：“上帝会热情地欢迎他，在那里他会得到安慰和快乐。”

后来有人问郭安娜是否怨恨郭沫若，她回答说：“无怨无恨的方法是自乐，这是从基督那儿学来的。”

晚年郭安娜和孙子

尾声：

郭沫若与郭安娜的爱情无疑是个悲剧，她陪伴丈夫度过最艰难的20年，又苦苦等待了11年，最终还是出现让她痛心的结局。

但正如郭沫若所说，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战争使家庭破碎，让妻离子散。她的遭遇，直到今天仍可以用来警告那些死灰复燃的军国主义分子。

郭安娜虽然是日本人，但嫁给郭沫若以后内心热爱的却是中国，这从她无私地捐出自己的财产可以证明。她在艰难时期，独自将几个孩子抚养成才，作为女性展现出来的独立与坚韧，让人极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