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中朝关系演变，国内学界相关研究有哪些？

（1）关于近代中朝关系演变的相关研究

回顾国内学界对于近代中朝关系演变的研究能够发现，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限，90年代以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史料、资料汇编类的文献。90年代以后，随着中韩两国的建交，关于这一论题的研究逐渐增多，近代中朝关系史相关的通史、专著、论文开始大量涌现。

通史类的著作有杨昭全和韩俊光的《中朝关系简史》杨昭全的《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蒋非非、王小甫、徐万民等编著的《中朝关系史》（古代卷）（近代卷）等，都对古代至近现代中朝关系的发展演变进行了追溯，有助于我们系统地了解这一历史课题。

白新良的《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则在回顾明代以前中朝关系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明清时期至近代，中朝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其中对清代中朝宗藩体制发展与终结的过程也有所论及，但篇幅有限。专著类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是主要集中于近代中朝日之间关系的研究，代表作有王芸生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详细论述了自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至1931年“9·18”事变六十年间的中日外交关系。虽然该书不是以中朝关系的演变为研究重点，但其所收集文件和史实，为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资料。王明星的《韩国近代外交与中（1861-1910）》王如绘的《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等书，也都对这一时期三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涉及近代中朝关系相关内容，但研究的重点都不是十九世纪中后期条约制度冲击下中朝宗藩体制的调适和变通。

其二主要集中于中朝关系变化的研究，代表作有宋慧娟据其博士学位论文出版的《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研究》，作者将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分为形成与调适、和谐发展、变通、畸变和终结五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以及重点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是近20年来该论题中十分重要的专著。但其仅以清代中朝宗藩体制自身的发展演变为研究重点，并未探讨近代条约制度与宗藩体制的并存和相互作用。王元周的《小中华意识的嬗变——近代中韩关系的思想史研究》则系统地对近代中朝关系演变下思想史的发展变化进行了专题性的探究。

其三是历史人物与对朝政策的研究，代表作有林明德的《袁世凯与朝鲜》，其详细论述了袁世凯在壬午事变、甲申政变前后的举措、受命驻韩的经纬、对朝鲜财经与外交的操纵以及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的措施，是研究袁世凯对朝政策的代表书目。方民镐的《李鸿章对朝政策研究》则系统、全面地论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为止，李鸿章对朝政策发端、基本形成、全面干涉乃至最终失败的全过程。

作者在书中对宗藩体制的定义、分析与结论进行了详实严谨地介绍；并从李鸿章对中朝地缘安全战略关系的看待入手，深入分析了近代清朝不断加强对朝干涉的过程和原因。该书不仅是李鸿章对朝政策专题研究的重要书籍，而且对研究近代中朝关系的演变具有很好的参照价值。上述两本论著是关于近代中朝关系演变下，具体历史人物研究的代表性专题论著。

论文方面则角度多样，成果丰富。如有关晚清政府及历史人物对朝政策研究的论文有：陈尚胜的《李鸿章与朝鲜对西方的缔约开放》就李鸿章代筹朝鲜与西方国家签订通商条约问题等中国洋务派的外交活动做了案例研究。张礼恒的《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一文中，作者认为中日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对朝政策，从而加剧了朝鲜背清自立的离心倾向，中朝生隙，联盟解体，最终导致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

曹力强的《清政府对朝鲜海关的控制》一文着重从经济角度出发，认为对朝鲜海关的控制是清政府着眼于经济、财力作用强化宗主权的重要手段。宋慧娟的《何如璋驻日期间的朝鲜策略简析》对何如璋在1877-1882年任驻日公使期间，影响清政府对朝政策，推动朝鲜对外开放，进行了探讨，认为其作为转型时期的外交官，对近代国际关系的认识和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王瑛的《李鸿章与晚清条约研究》一文，对李鸿章掌管晚清外交以来所形成的比较系统的条约思想进行探讨分析，并对李鸿章在晚清主要订约类型进行梳理，涉及华夷秩序到条约体系的多方面内容。有关近代中朝两国思想观念变化研究的论文有：吴宝晓的《清季藩属观念调适与边疆政策变化》论述了19世纪70至90年代，面对列强侵略，清朝在传统体制框架内对藩属政策进行了调整，通过强化对朝宗主权及在越南、缅甸寻求建立缓冲区，来抵御侵略并巩固中国边防。

权赫秀的《19世纪末韩国开化派势力之韩中关系构想研究》论述了传统的朝贡关系体制向近代条约关系体制转变的背景下，韩国国内激进开化派和稳健开化派的代表对韩中关系的构想。李岩的《试论朝鲜近代对华观的嬗变》论述了“西势东渐”的过程中，随着国内近代化进程的发展，朝鲜对华观先后经历了“亲华-脱华-肃华-联华”的思想嬗变进程。

（2）关于宗藩体制与条约制度并存下中朝关系的研究

国内关于这一论题的专著较少，具有代表性的是张礼恒的《在传统与现实性之间：1626-1894年间的中朝关系》，该书以传统与现代性理论为框架，详细论述了260多年间中朝两国关系的演变历程，将这一时期清政府对朝政策细化为骑墙观望、开始干预和全面干预三个阶段，并深入分析了对朝政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但其所涉时间跨度长，未能对十九世纪后半期中朝关系的演变和朝鲜方面的变化做细致深入的研究。

与论著相比，论文相对较多，但数量有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关清政府应对条约制度冲击的研究，主要有李育民的《清政府应对条约关系的羁縻之道及其衰微》，该文论及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世界开始建立与传统对外关系截然不同的条约关系，此时的清政府仍然以传统的羁縻之道来应对条约关系，然而羁縻之道是旧时代陈腐的对外观念，必然被新的外交方式所取代。

曹雯的《晚清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与朝鲜》，探讨西方近代国际秩序观以武力进入中国后，清政府不得不依据近代国际关系法来维护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对外体制越发呈现出传统宗藩关系与西方近代条约关系并存并行的状态，晚清政府对朝政策就是该状态最突出的体现，并且在文中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新中外认识——“中外外”模式。

张礼恒的《近代中朝关系的现代型转变——论李鸿章的“不沾不脱”原则》，作者改变了以往传统观点对19世纪60至90年代清政府对朝政策的片面解读，认为到中日甲午战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是清晰的，李鸿章的”不沾不脱“原则是其外交智慧和手段的体现，是近代中朝关系的现代性转换。

一类是有关中西方两种制度下中朝关系变化的研究，主要有张锰的《中西国际体系比较分析——兼论中朝历史宗藩关系破裂》，该文基于中西国际体系的发展和原理，主要探讨了中朝宗藩关系破裂的原因，认为朝鲜国内的自主意识逐渐增强，朝鲜追求独立自主是中朝宗藩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权赫秀的《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作者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个外交两种体制”观点，并认为其本质是在晚清对外关系向近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过渡性现象与特征。

作者从宏观上对传统与近代两种不同体制外交关系并存的现象进行了探讨，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了解这一历史背景。权赫秀的《朝贡与条约的紧张关系——以欧美列强与日本对中韩朝贡关系的态度变化为中心》，则着眼于19世纪末欧美列强及明治日本对中朝传统关系的态度变化，对中韩关系近代转型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宗藩体制与国际法的繁杂关系，制约着近代中朝关系演变的途径和方式。作者通过大量的史实论证了这一宏观的历史进程，给了我很多启发。

该文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想法，很有借鉴价值。上述论文针对具体阶段和具体问题的进行了探讨，但并没有系统地考察这一时期中朝关系的演变过程，也未涉及中朝两国调适传统宗藩关系的具体内容。

综上所述，迄今国内学界，关于近代中朝关系演变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无论是整体性研究，还是专题性研究，都出现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但历史问题的研究是没有穷尽的。国内学界对这一论题的研究也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

其一，在研究晚清对朝全面干涉政策时，学界往往存在着一种合理化、正当化的倾向，即认为清政府对朝政策是合理正当的，所以往往对全面干涉政策及其消极影响的客观分析不足。

其二，在研究传统宗藩体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时，往往会出现将传统宗藩体

制下的外交观念和秩序，与近代条约制度下的国际法对立起来的现象，认为东方立场与西方立场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条约制度是对宗藩体制的破坏，采用它就意味着放弃中国世界秩序，因而更多地关注外来条约制度及国际法对传统秩序的冲击与破坏，忽视了两者之间繁杂的关系。

其三，关于19世纪末，中韩关系向近代化转变过程的研究现状，研究成果较多集中于西方列强和日本给宗藩体制带来的挑战、冲击乃至取而代之的过程，而对于中朝两国在这种冲击下，各自调适传统双边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

因此，本文在探讨该论题的过程中，首先坚持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如实指出并分析这一时期清朝出台全面干涉政策的背景、过程及其双重影响。要避免“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不仅要认识到宗藩体制与条约制度各有渊源，更要客观地分析二者是如何碰撞的以及彼此的相互作用，用历史的眼光分析变动中的秩序调适。最后，在理清宗藩体制和条约制度并存的大背景后，着重探讨中朝两国调适传统宗藩秩序以适应现实的努力及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