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军统内幕（31）国防部保密局（一）

沈醉：军统内幕（31）国防部保密局（一）

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是解放前蒋介石集团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特务机关。它是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改组而成的。

我从1946年10月1日这个局成立起，到1948年4月间，曾在该局局本部担任总务处处长兼财产清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48年5月，到1949年12月9日云南和平解放前，我任该局云南省站站长。

因此，我对该局成立前后的情况，种种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以及历次大屠杀大破坏的罪恶活动，了解一部分。现就个人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分别写出。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王朝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对中国人民进行血腥统治所采用的残暴手段。

但是，因所知范围有限，尚有待了解该局内幕者陆续补充，俾使这一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的全部罪恶活动，真实地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

1946年，国防部各厅局于7月1日成立后，直到同年10月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才正式宣告结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兼任局长，原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任副局长。

这个年的3月17日，军统局代局长戴笠摔死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全国人民都渴望能真正走上全国团结一致、和平建设的阶段。对于这个一向为全国人民所痛恨的庞大特务机关，都希望能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早日撤销。

但是，蒋介石仍旧要坚持走他的反共反人民的老路，所以，对军统这个一贯执行反共政策最忠实最得力的庞大特务集团，千方百计地让它完整地保留下来。

戴笠刚一死去，他便急于挑选戴笠的继承人，同意毛人凤向他提出的建议，在郑介民与唐纵之间，挑选郑介民为代理军统局长，实际上，由毛人凤主持一切。

郑介民旧照

毛人凤提这一建议，是有他自己的打算的。因为，戴笠每次出门总是把军统局的工作交由毛人凤主持，而名义上，却请郑介民代为负责。

郑本身兼职很多，也很了解戴的个性，所以，他对军统工作和人事、经费等一向不愿多加过问。戴出门期间，郑介民虽然也抽出一些时间去军统局办公，但只是在毛人凤拟好的文件上，批上一个“照办”或“可”，极少更改毛的意见，因此，郑、毛二者之间相处的很好。

而唐纵为人拘谨，事必躬亲，在他任军统局帮办期间，对军统人事、经费虽不过问，在工作方面却常与毛人凤有不同的意见。

毛人凤生怕戴笠死后，局长由唐纵代理，便向蒋介石说，军统大部高级人员对郑很好，和唐的关系比较疏远。蒋介石便听从了毛的意见，把唐纵挤了出去。

这时，郑介民正在北平任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委员，执行蒋介石交给他的对付中共的任务，无暇兼顾保密局的工作，毛人凤便利用这一机会，极力扩充个人势力，逐渐把郑介民在该局的关系削弱，并找郑的缺点进行攻击。

经过这一系列的活动之后，到1947年12月5日，毛人凤终于取郑介民而代之，当了保密局局长。

从戴笠死后，在军统这个特务集团中，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以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派和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争权夺利的斗争非常激烈。他们表面上一团和气，骨子里却水火不相容，直到相互残杀。这些情况，我将专门以一章来叙述，这里从略。

戴笠刚一死去，国民党内部便有一些人，提出裁减军统的意见。

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在反共反人民方面与军统目标相同、意见一致，但是，对军统和戴笠的种种做法非常厌恶，或在本身利害方面与军统有冲突。

戴笠在世时，由于戴为蒋介石所宠爱，大家都畏惧他几分，有意见也不敢提或不好提。戴笠死后，这些人便想趁机报复或分赃。他们绝不是和全国人民一样，真正想撤销这个特务机关，而是各有各的打算和目的。

例如，对军统反对最力的陈诚，是想裁减军统之后，扩大他自己的特务系统，希望他手下的特务头子张振国，能把军统部分机构和人员接收过去。

而陈立夫、陈果夫等CC派首脑，则想趁机打垮军统，扩大中统特务组织，加强中统职权。

孔祥熙在当时也表示，军统不应再拥有和过去一样庞大的组织和巨额的开支，这是由于戴笠杀过给他弄钱的心腹林世良。

至于过去复兴社中的一些太保之流如邓文仪、康泽、贺衷寒等人，则是想由自己来分掌特务组织，扩充个人势力，所以，也跟着叫喊缩减军统。

在此四面楚歌中，由于得到蒋介石的袒护和宋子文、胡宗南等的支持，这个特务组织才改头换面地保留下来。

当初，在没有决定将保密局附设在国防部之前，毛人凤与唐纵曾一度商量向蒋介石建议把军统改为“国防警察局”。可是，蒋介石没有同意，他认为，这一名称不适合军统工作的职权范围。

以后决定附设在新成立的国防部时，毛人凤又建议仍然保留调查统计局这个名称。

但蒋介石自己很清楚，在调查统计局这块招牌上，涂的鲜血太多，再拿出来实在太不雅观，便采用了“保密局”这样一个比较隐讳的名称。

当国防部各厅局的名称、组织及人数、经费等都已决定好了，最后，才提出保密局来，这也说明，这个组织在当时国民党内部也曾经有一个“难产”的过程。

保密局成立前后，蒋介石最为关心、考虑也最多的问题，倒不是用这一个名称或那一个名称，而是戴笠死后的继任人，能不能和戴笠一样，把戴经营了十多年的这个庞大集团，很好地领导起来，继续为他效命；

其次，是这个集团今后对预算以外的庞大开支怎样支付。戴笠在世时，这笔见不得人的巨款，大部分是自行筹措。

抗战期间，戴笠用制造沦陷区行使的伪币的办法，榨取沦陷区人民的血汗，充实特务经费，胜利后，这个办法已不能用。

蒋介石为了避免以后由他经常下手令，按月支付预算以外的巨额特别费，便考虑怎样能使保密局做到“自力更生”。

他多次找毛人凤、郑介民研究这一问题，最后决定，军统在各地接收敌伪的现金财宝，不送交敌伪产业处理局，准许保密局留下来作为基金。

此外，蒋介石还准许保密局经营接收敌伪的一些企业，并把与美帝特务合作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剩余物资，一并交由保密局经营，以便将盈利所得，作为预算以外的特务活动费用。

但是，蒋介石对郑介民、毛人凤、唐纵，又不像对戴笠一样放得下心，便加派在他身边多年的机要室主任毛庆祥共同主持这一工作，由他们四个人组成一个委员会。

经过多次研究，决定把军统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等地接收的敌伪产业、企业和中美所剩下的2000辆十轮大卡车、印刷机器、照相器材等集合起来，组成一个“三有公司”，由毛庆祥任董事长，其余为董事，以军统大特务戴颂宜为总经理，总公司设在上海圆明园路。

上海裕丰纱厂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属于“三有公司”经营的企业，在上海，有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裕丰纱厂，由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兼任经理。

还有开设在南京最热闹地区——花牌楼安乐酒店对面的亭亭照相馆，里面全部是中美所留下的器材，由军统摄影师王文钊任经理。

这是当时南京规模最大，资金、器材最雄厚的一家照相馆。除照相外，兼售各种器材，同时，还出租照相机，代客拍摄家庭生活电影，它一面为保密局赚钱，一面也从事一些特务方面的活动。

开设在南京中山路的鸿业印刷文具公司，由军统四一印刷厂厂长李如澍任经理，这也是当时南京规模最大的印刷公司，资本雄厚，使用中美所留下来的美国最新式的电动印刷机，还兼营文具纸张。

保密局原来还准备与南京江南汽车公司合作，拿出500辆卡车改装成为客车，曾由我与江南公司总经理吴琢之接洽多次，后来，对方怕惹不起这班人，才没有合作起来。

在上海，则有由日本人经营过的东方渔业公司，拥有40艘渔轮，可以出远海捕鱼，并有自己的冷藏仓库。另外，由中美所500辆十轮卡车组成的启明运输公司，专办上海附近各线的货运，由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任经理。

上海还有一处大型锯木厂和一处三夹板厂，都是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也由陆根泉代为经营。

在北平，有一处日本人经营的无线电器材制造厂、西单北平大饭店和几处仓库。天津也有一些仓库和冷藏库等，都是由军统中一向搞商业活动的白莲丞经营。

“三有公司”除了经营以上企业外，还想兼做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活动。因为，保密局掌握有全国经济情报，资本雄厚，人员可以随时大量调用，自以为占有最优越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完全可一帆风顺，一本万利，保密局今后会有用不完的盈余，所以，决定采用“三有公司”这个名称。

而一些了解这家公司内幕的商人，却把它说成“有势、有钱、有人”，都不敢去惹它，害怕赔了老本还要吃官司。

蒋介石煞费苦心安排下这一着棋，最初由于条件着实优越，尚能差强人意，确实赚了不少的钱，但以后就越来越不行了。

因为，“三有公司”条件虽优越，可是经营的人都是些外行，不但官架十足，而且动辄凶横霸道，蛮不讲理，别人光顾一次之后，便不敢再度问津。

还有就是层层负责人都挪用公款经营自己的生意，加之法币天天贬值，收入的现金只要迟交一两天，便可获不少利润，而售出的东西却再也买不进来。

当经手的特务们每人腰包里都装进不少黄金美钞之后，终于还是把这个“三有公司”弄到垮台完事。

蒋介石在抗战刚胜利时，还有所顾虑，等到他发动了全面内战以后，反共反人民的嘴脸已暴露无遗，再也无须避讳，因而，对特务经费仍和过去一样滥事批发。

这时，他只要求特务们把全副精力用在反共的活动上，因此便同意了毛庆祥、毛人凤的建议，把“三有公司”的产业全部出售，不再从事经营。

保密局还没有成立之前，军统经费已经感到入不敷出，郑介民一看这种状况，知道再拖下去，便是不得了的事情。

他常常说，他不能和戴笠一样生财有道，只能量入为出。1946年5月前后，他匆匆由北平赶回重庆，经过和毛人凤、唐纵商量，决定裁汰内外勤人员。

过去，戴笠在世时，实行的是只准进不准出的一套做法。一向被人看成参加军统，便是拿到了“铁饭碗”，可以吃一辈子，可是到了这个时候，“铁饭碗”也随同戴笠乘坐的专机一样摔得粉碎了。

郑介民不但准许任何人员请长假自谋工作，而且，对一些资历浅一点、人事关系少一点、能力差一点的人员，采用送往军官总队去转业，或径予遣散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抗战时，军统全盛时期，内外勤特务不包括武装特务部队便有5万人左右，直接在军统局领取薪金的，在后方有17600多人，在沦陷区有6000多人，海外各地有2000多人；其余半数，则分散在各公开特务单位，不由军统局开支。

抗战胜利后，一些战时性质的机关相继撤销，一大批过去不由军统发薪金的特务，这时又都回到军统请求另派工作。

按照军统惯例，特务们在没有派定工作的“待命”期间，照样要发给生活费。这样一来，经费便更感到紧张，几乎月月要先向军需署透支。

蒋介石对此也大伤脑筋，便同意郑介民提出的采用汰弱留强及整顿经费等办法，准许动用一部分接收汉奸的财物珠宝之类，变价出售发遣散费。

对死亡了的特务眷属，也一次发给一笔抚恤金之后，便不再负担他们的生活费。

而按照军统过去的办法，因公死亡的特务遗属，每月或每年要发生活费或补助费，其子女入学也由军统负担。

十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遗属遗孤数以千计，这一笔开支也很不小，并且无法报销。这一次，便发给她们约可维持三个月到半年的生活费之后，便不再置理。

当时，这些措施，在郑介民和毛人凤看来是他们的得意之作。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手法，的确使以后经费的收支渐渐走上轨道，不再和过去一样乱抓乱用。

戴笠虽然弄过不少的钱回来，但是没有积累，弄得越多，开支也越大，会计部门经常在过年三十夜，叫喊钱不够用。经过这次大整顿，情况好了一些。

少数自动请长假离开的大特务，还极力歌颂这一处置，因为他们大都已经腰缠万贯，戴笠不死，还天天担心被人揭发要出问题，想走也走不了，准请长假的办法正合他们的心愿，这下可以无忧无虑地去享受下半辈子的清福了。

但是，一些被遣散的与送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人，由于平日与外间关系少，贪污敲诈得到的钱也不多，或者，因为来得容易也花得痛快，满以为有军统这个靠山何愁没钱可用，这时，便怨声四起了。

特别是他们在军统工作时，在社会上有一批酒肉朋友，彼此互相利用，各方面还买账，等到他们离开军统之后，再去找这些朋友时，便都采取回避敷衍的态度了。

例如，一些担任检查工作的特务，当他们在水陆码头上耀武扬威的时候，一些轮船上的负责人和私车老板、运输商人，对他们真是恭维备至，一旦知道他们已离开军统想要点工作做的时候，态度立刻改变，再也不和他们称兄道弟，有的还送上几文钱打发一下，有的干脆不予理睬。

而到军官总队去的人，只能拿到有限的生活费，住在挤满人的宿舍里，吃着和部队一样的伙食。这对过惯了舒服生活，花惯了钱的特务们说来，叫苦连天是自然的。

重庆松林坡戴公祠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在重庆的特务们，有的就经常跑到祀奉戴笠的“戴公祠”去痛哭，那些一向靠军统抚恤过活的遗属，很快花完那点抚恤金后，也经常吵着再要钱。保密局从成立到逃往台湾，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处理这类问题。

这次裁汰人员的标准，主要是保留“核心分子”与“基本人员”，对一般特务则进行挑选。被军统称为“核心分子”的大多是指抗日战争以前参加军统的老特务，“基本人员”则多系抗战期间军统各个特务训练班所毕业的学生，“一般分子”则多为抗战期间，从各公开机关中吸收来的和私人介绍进来的以及由士兵中提升起来的人员。

当时，军统送往各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特务，前后达2万人左右，其中重庆最多，有5000多人，西安3000人左右，江西800多人，其他各地，也都是几百到一两千人。

当军统大量裁减人员时，被裁的和保留下来的都有些人不满，他们无耻地认为，自己是抗日与反共有功之臣。毛人凤也有此看法，内心里也希望多保留一些人。

可是，郑介民与毛人凤意见相反，他主张多裁去一些没有多大作用的人员，以减小目标。

郑于1946年6月初赶到重庆，召集各单位负责人讲话，说明今后军统的工作重点是和共产党作斗争，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得起这项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越小越好。

郑介民还特别把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给蒋介石有关撤销特务机关的一段电文再次向大家提出，并着重说明，共产党早已公开提出这一要求，很得各方面的赞同。

他说，如果不能自动先行缩小编制裁减人员，不但将来组织新政府时通不过，反而会引起很大反感，特别是增加蒋介石的麻烦。

郑介民一再要大家体念领袖苦心，顾全大局，顺应时势，切不可因小误大。他为了使被裁的人安心起见，还提出，被裁人员只算是暂时脱离军统工作，准许他们仍保留组织关系，等将来扩大编制增加人员时，有被优先派用的权利。

所以，此后吵吵嚷嚷的情况稍好了一些。

当时，为了多安置一些人到军统掌握的公开单位去，郑介民和毛人凤一再亲自出马，找公开单位负责的特务进行工作。

过去戴笠在世时，凡是军统掌握着的公开机关，人事安排几乎全由军统局人事处统一调节，主管人员不能擅自任用私人。

戴笠死后，情况变了，一些公开单位的负责人对局本部的命令，大都阳奉阴违，出缺不上报而自己找人；对派去的人，不是说没有缺额安插，便推说资历不合而拒绝任用，郑、毛亲自出马找各部门，实际上是迫不得已。

有些大特务自己努力，找到了较好的工作，比如，张国焘活动到江西救济分署当署长，黄荣华活动到广西救济分署当署长，余乐醒活动到救济总署上海汽车管理处当处长等，郑、毛便推荐一些人请他们帮助分别安置。

由于军统特务到处不受欢迎，许多机关一听，就想法拒绝，加上以后各地大城市不断被解放，特务人员逃出后，请求派工作的越来越多，这项转业安置工作，做了两年多也没有彻底解决。

1947年下半年，为安置这些人，还在苏州成立了一个转业人员训练班，收容了3000多人。